随着新生代青年人成为城市租住人群的主体，“共居”正成为城市青年的新探索。从长物庄和706青年空间的“共居”实践可以发现，与资本主导下的长租公寓社区不同，基于社交、情感、兴趣与共识的青年社区似乎结构更牢固，特色更鲜明，内生性的活力也更加充足。然而，它们同时也面临着运营模式和管理制度上的困境。那么，这样的生活方式能否持普遍存在？它们将如何与城市发展相关联？其未来又有哪些发展潜力与空间呢？

记者：超大城市的青年居住，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孙哲（上海财经大学经济社会学系讲师）：我个人的看法是从独居走向共居，共居将成为全球城市当中一种常见的生活方式。人口的高流动性和住房的金融化是全球城市很重要的两个特点，这意味着不确定性和高房价所带来的焦虑会始终存在。

举个例子，东京聚集了大量年轻人。年轻人涌入大城市，却不想恋爱、结婚、生子，是一种“没有爱欲的聚集”。其实它不只是日本的问题，而是一个现代都市都会面临的问题。这些从全国各地涌向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与社区及周围人群，从物理环境空间到心理情感层面都发生了割裂，这已经成为个人和社会要面对的共同挑战。

独居给了个体最大的自主性和选择的权利，这也是大城市的特质之一。但是我们要注意，在享受孤独的权利被充分尊重的基础上，人们还可以重新选择结成社群。这时候人与人的社交就不是被动的，而是因为各自的选择，这样的连接将创造新的价值。因此，706青年空间是个值得关注的案例，高速流动的年轻人通过共居空间可以快速认识彼此，与城市形成相对紧密的在地联结。

记者：青年“共居”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辐射性，对于激活社区甚至街区都有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目前来看，这种影响似乎比较有限？

孙哲：在北上广深这样的“超大城市”，“超大”意味着更多样，流动性更强，如今超大城市的年轻人中，90后和00后主要是租户而非业主。而青年“共居”就可以看作一种规模较小的租户社区。

面对越来越多的租户青年，大城市要做好准备。自2016年开始国家提出大力发展住房租赁事业：一方面机构化的租赁方会更规范地落实“开发票”“居住证明”等正规手续；另一方面租房子也可在相关机构进行网签和备案，使得租户的居住身份更加名正言顺。这些都会让青年租客更加积极地进行社区参与，而不是用一句“租房子的”为理由去做社区的“小透明”。

社会文化上也要进行鼓励和引导。例如，媒体上经常将没有购房的婚姻称作“裸婚”，把在北京、上海工作却没有买房的年轻人称为“北漂”“沪漂”，这会形成一种消极的、边缘的租户文化。而具有吸引力的租户文化则能够看到租户青年的创造力，让青年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各类利好的城市政策中实现向上流动。

记者：未来，共居能服务更广的人群吗？

孙哲：未来，共居是可以覆盖到更多的人的。从我国的住房制度来看，对公租房的重视会使得共居成为一种结构性的大范围的事实，尤其在一线城市当中，会越来越多地推广公租房的居住生活。另一方面，商业参与的共居项目和“自发”形成的共居品牌也会变得越来越多，供给类型会越来越丰富。例如，针对自由职业者、女性群体等，能给予不同人不同的选择。

另外，共居养老也是一个相对成熟的领域，在荷兰，有一种“老少共居”的养老模式，国内已经有人在尝试。目前，联合居住、青年共识社区，甚至跨世代混居住宅地产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在高速社会、互联网科技和商业资本等多重因素的推动下，它的可能性也会越来越凸显。所以共居是跨性别、跨年龄的一种长期、可持续、可拓展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