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要经济体近年来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看，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趋弱且影响主要在短期。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收紧，短期内会强化本国(地区)居民储蓄动机，提高借贷成本，在资本市场产生负财富效应，降低消费和投资需求。同时，也会使本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恶化贸易条件。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2022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2022年全球GDP的增速下调0.5个百分点至4.4%。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收紧将一定程度增加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收紧有利于改善我国的贸易条件，刺激出口，但也会增加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对实体经济产生拖累。

货币政策对于影响消费、投资和进出口需求端因素具有一定效果。当前，造成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货膨胀的因素较为复杂。其中，地缘政治风波、供应链中断、生产原材料成本飙升以及劳动力短缺等供给端因素不可忽视。货币政策发力对抑制需求有一定作用，但无法解决供给端矛盾，其对全球通货膨胀压力的抑制效果相对有限。

当前，地缘政治风险攀升叠加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收紧，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增强。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熊启跃、赵雪情认为，我国应未雨绸缪，谋划应对方案，积极化解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分化产生的外溢效应。

第一，货币政策“以我为主”，财政政策重点发力。当前，中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要求货币政策提供“稳增长”支持。但是，海外货币政策加速收紧，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国内货币政策扩张空间。未来一段时期，中国货币政策要坚持“以我为主”，灵活适度，处理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加大跨周期调节力度，把握海外加息预期与实施不同阶段，扩大公开市场基础货币投放，通过结构性政策工具，确保货币、社融增量维持在合理充裕规模，满足金融机构流动性需求与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引导资金增加普惠小微贷款和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压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加快专项债发行进度，提高财政支出及时性和有效性。积极支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重点行业与领域技术改造，消除长期发展瓶颈。进一步减税降费，延长部分制造业、服务业企业缓税政策，完善政策性担保机制，做好大宗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降低企业生产与融资成本。

第二，加强汇率风险管理，做好债务风险防范与处置工作。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功能。完善外汇市场建设，推出外汇期货等产品，丰富汇率风险管理工具，更加注重市场预期引导，降低人民币外汇交易费率。引导企业聚焦主业，提高汇率风险防范意识与能力。引导金融机构降低汇率风险管理服务成本，加大本币金融业务推广力度。未来一段时期，随着美元利率、汇率上行，发债企业倾向于集中偿债，将加剧资本流出与汇率贬值，房地产等领域美元债违约风险加大。我国要加强部门协同与本外币一体化管理，完善外债资金流动监测机制，全面实施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引导市场主体调整举债币种与期限结构。完善外债风险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管理机制，加强国际监管合作，针对外国投资者建立妥善的债务处置机制。加大房地产逆周期政策力度，考虑推出房地产行业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

第三，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管。适度保持经常账户顺差，为平衡资本项目逆差创造有利条件。稳妥有序推进资本项目高水平开放，以市场化方式逆周期调节跨境资金流动，动态调整、更新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和相关参数，严厉打击外汇违法违规活动。关注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资金监测，防范国际资产管理的流动性、高杠杆及关联性风险向境内传导。加强外汇储备管理，保障外汇储备安全、流动、保值增值。加强非银机构交易对手风险识别与排查，优化资管机构杠杆管理，将杠杆管理下沉到产品层面，引导资管机构使用总名义风险暴露、调整总名义风险暴露、净名义风险暴露等监管监测指标。厘清资管机构股权结构，加强关联交易监管，防范特定情形下资产集中抛售与交易踩踏行为。夯实资本市场内生稳定机制，拓展中长期资金入市，壮大机构投资者，培育价值投资理念。

第四，夯实银行业资产负债和风险管理。充分利用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收紧契机，提升海外业务净息差。优化资产结构，增配(减持)利率敏感性较高的银行账户资产(负债)，缩小(增加)资产端(负债端)重定价周期，形成与货币政策走势相匹配的利率敏感性缺口以及重定价策略。要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加强对金融市场极端波动的风险管理。积极运用远期、期权、期货以及掉期等衍生工具对风险敞口进行套期保值。厘清集团层面的风险敞口，开展必要的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加强外币流动性管理，针对批发融资和衍生品筹集的外币负债额度，建立足够的流动性缓冲。在坚持风险中性原则的基础上，适度缓解外币资产负债的错配压力。加强特定领域的信用风险管理。加强对外债规模较大客户的信用风险管理，特别是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客户。防范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可能出现的主权、公司以及金融机构信用风险。适度压降货币错配较为严重的新兴市场国家的授信比例，如阿根廷、土耳其、智利等;防范财政压力较大国家的主权债务风险，如意大利、西班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