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加强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建设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推进5G规模化应用，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智慧城市、数字乡村。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纷纷围绕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话题踊跃建言。
数字产业迎新机
数字经济对经济社会的引领带动作用愈益凸显，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数字经济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面对新时期新形势新挑战，数字经济在培育发展新动能，提升经济质量效益方面大有可为。
全国人大代表、万丰奥特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陈爱莲认为，产业数字化特指传统产业应用数字技术和利用数据资源带来的产值增加、效率提升，“国内互联网基础设施发展迅速，蕴含巨大的数字经济市场潜力。在大力发展数字产业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让数字产业赋能产业数字化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白云电器董事长胡德兆提交了《关于鼓励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提案》，希望能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胡德兆认为，通过产业集群和工业互联可有效整合利用现有资源，推动5G、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产业链重构和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必经之路。”胡德兆说。
全国人大代表、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则认为，当下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正处于系统化、全方位融合的关键时期——随着技术革新，人机交互界面正在迭代，孕育着新一代互联网的发展机会;传统产业被数字化带动激活，涌现出大量新型平台和业态;治理现代化与数字化公共服务模式不断涌现，为数字技术创造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广阔的产业机会。
破解数字化转型难题
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也为数字治理带来了诸多新挑战，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难等问题凸显。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针对数字经济发展痛点难点，纷纷给出自己的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台盟上海市委主委李碧影认为，在奔腾而来的数字化浪潮的面前，目前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相较于大型企业，缺乏转型资金、专业团队和业务纵深的中小微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压力与挑战更大。目前，各细分行业工业标准众多，中小微企业转型缺乏自身选择和整合能力，试错成本太高。
因此，李碧影建议，帮助提高中小微企业管理者数字化转型的观念和能力;对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给予资金和政策支持;加快推动各行业数字标准化建设;向合格完成数字化转型的中小微企业实施更大力度政府采购;社区购买服务进一步向合格转型的中小微企业倾斜。
“中小企业‘不会转’‘不敢转’问题仍然存在。”陈爱莲也表示，产业数字化转型并非局部信息化，而是系统化转型，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而实际上，一些中小企业利润水平不高，担心资金回报的不确定性，即使想要数字化转型，从何入手、怎么转也需要审慎研究、科学研判。同时，数字化转型人才的短缺也是中小企业转型面临的瓶颈。建议加速搭建产业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应用场景是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路径，有必要积极推动建设行业数字化转型示范基地。”
全国人大代表、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则认为，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中，中小企业和大型行业企业同样重要。中小企业不仅是产业链供应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创新的重要源泉，对就业、民生等问题都影响重大。但在数字经济发展进程中，不少中小企业面临数字化基础薄弱、资金和技术人才匮乏等挑战，升级改造动力不足，也缺乏清晰的着力点和抓手。
杨元庆建议，政府和相关协会共同建立“中小企业数字化发展指数”，为评估中小企业发展水平提供科学依据，这样有利于相关部门更好地把准不同行业与区域中小企业的数字化水平，更高效地帮助中小企业“补课”;构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加速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数字化评估咨询、培训与资助方案，切实促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解决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会转、不敢转”的问题;科学精准制定帮扶政策，优化营商环境，助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包括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完善信贷支持政策、畅通市场化融资渠道等。
着力推进“数实融合”
“数实融合”目前同样面临一些问题，比如技术应用与不同行业需求的适配性不强、不同数字工具间难以打通、数字化供需难匹配、缺乏规模化对接平台等。
针对这些问题，马化腾建议引导数字科技企业面向核心产业和重点领域进行研发，推进数字化转型技术标准制定，提高对“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升级支持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同时，还要前瞻研究新一代互联网的关键技术与治理规则，探索数字化与低碳化协同发展的中国方案;引导技术、资金等资源要素真正流向实体领域;总结推广公共服务数字化建设的先进经验，持续增加对偏远地区、特殊群体的公共服务数字化供给。
陈爱莲表示，有关部门应该梳理与整合已有产业数字化政策和科创扶持政策，将产业数字化政策纳入科创扶持政策，并落实和优化相关政府专项资金扶持措施，将政策优化面逐渐聚焦产业数字化转型行动。
此外,也有代表委员指出应强化法治方面的保障。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认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法律制度供给相对不足，立法结构和体系过于分散，数字经济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因此建议制定数字经济促进法和数据产权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