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在《实话实说》节目中，一名北大教授向打假明星王海提了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在你的心中，是不是也涌起过这种念头，想做一个英雄而不是赚钱的人呢?”

王海一连回了三个“没有”。这成为了职业打假人争议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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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

“王”者归来

王海又出手了，目标是在抖音拥有超过1亿粉丝的“疯狂小杨哥”。

11月12日，王海发微博称，疯狂小杨哥销售的金正破壁机和绞肉机虚标功率。其中，绞肉机标称功率300W，实际功率为120W，破壁机标称功率300W，实际功率为105W。

不久前，疯狂小杨哥所属公司花费一亿元在合肥买办公楼冲上了微博热搜。而王海这一次的建议是：再准备一亿元，向消费者退一赔三。

三天后，王海等来了回应，先是涉事品牌方金正电器发布声明称，其产品符合国家标准，并附上检测报告。随后，“疯狂小杨哥”转发该声明，并在直播间暗示王海是在蹭流量，自己不会过多回应。

这不是王海第一次打假网红主播。2020年11月，辛巴旗下的主播“时大漂亮”在直播间向粉丝推荐了一款燕窝产品——茗挚牌“小金碗装燕窝冰糖即食燕窝”，随后有消费者质疑，该款燕窝“是糖水”。

接到投诉的王海，随后在网上晒出了该款燕窝的检测报告，结论和消费者质疑的一样。事后，辛巴的公司被监管部门处罚90万元，其个人以及旗下主播账号也被快手封禁15-60天不等。

此后，直播电商成为了王海打假的主战场。“他们（网红主播）可以慢慢骗，我成立专门团队不慌不忙地打，一个个打”，王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

罗永浩、李佳琦，还有如今的“疯狂小杨哥”，凡是头部大主播基本都遭遇过王海的打假。

同样盯上网红主播的职业打假人，还有2000年入行的纪万昌。同行王海打假辛巴的行动，让这个从不看抖音、快手的中年人意识到，打假的阵地正在转移。

▲纪万昌十多年前接受媒体采访

纪万昌安排了一批年轻人，每天都在看直播，寻找有问题的商品，自己则对挑出来的商品做最终把关。

与王海瞄准头部主播不同的，纪万昌瞄准的多为腰部主播，他在微博上喊话的快手主播“狗哥”、“保定府磊哥”粉丝多在数百万级别。

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12315受理消费者投诉举报咨询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12315平台共接收新消费投诉举报12.3万件，同比增长110.2%，增长超出一倍，其中直播带货（10.3万件）最为突出，占比83.7%。

而直播带货最大的问题，便是部分主播存在对商品作不实描述的情况，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

快手网红二驴的妻子平荣在直播卖酒时，竟然声称喝了之后有抗辐射的作用，不论是手机辐射还是电脑辐射，都统统可以消除干净。如此明目张胆的虚假宣传行为，在被王海微博点名后，二驴直接在直播间叫王海“爸爸”，并求放过。

直播电商体量大，问题又多，沉寂多年的职业打假人，能借着这个新战场重现当年的高光时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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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幕开启

1993年10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就即将颁布的消费者保护法草案中关于假货问题展开了讨论：“要不要加入惩罚性赔偿条款”。

即消费者买到假冒伪劣商品时，除退货退款外，商家是否需要支付额外的赔偿。

支持者们把惩罚性赔偿条款视为对消费者最有力的保护，而反对者则坚称这样做会加重经营者的负担。最终，在多数委员的支持下，惩罚性赔偿条款被写入法案。

两年后的3月，一位叫王海的青年，踏上了维权之路。起因是，他在北京一家书店里发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有关“售卖假货均要对消费者进行双倍赔偿”的条款。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王海到隆福大厦买了两副假索尼耳机，总花费170元。

但要得到赔偿并不容易，工商、消协、质检，皮球踢来踢去，王海一算账，即便索赔成功也要亏本。

他又跑到隆福大厦买了10副假耳机。但隆福大厦坚称这十副耳机属于知假买假，只退不赔，只退赔前两副耳机。

王海当即拒绝了隆福大厦的处理意见，他给出的理由是“法律从来没有说过知假买假不赔”。

双方僵持不下之际，王海的事迹被媒体发现。1995年8月4日，《中国消费者报》刊登对王海的专题报道《刁民？聪明的消费者》，引起热议。

为这场大讨论做注脚的是，当时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假药、假化肥、假酒、假风扇，各种假冒伪劣产品层出不穷，消费者苦不堪言。

以假药为例，仅1992年，全国就查处假药案达17000多起。一个叫白武松的年轻人，将大量假药从安徽卖到山东、河南、四川、湖北等地，造成７名儿童、１名妇女死亡。

虽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颁布了，但民众维权意识却仍未苏醒，官方需要一个典型来推广这部法律，王海准确地握住了时代的脉搏。

1995年12月25日，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授予王海“中国打假第一人”称号，王海由此声名鹊起。

年少成名的同时，王海还赚到了钱。一个多月的时间，王海在北京各大商场共得到超过8000元的赔偿，而当年，全国年平均工资大约只有5500元。

眼见名利双收，全国各地涌现了一批职业打假人。

1996年，在郑州友谊华侨商场，刘政军购买了一副假索尼耳机，走上了职业打假的道路。

同样是1996年，刘殿林在唐山某百货商场买了5台假冒日本品牌的爱华录音机，获利2392元。两年时间，他把唐山的商场打了个遍。

臧家平，青岛市公安局治安队检测中心职工，因生病在家休息，在新闻上了解到王海后，他跑去购买了100节假冒的“日立”充电电池，并提出赔偿。日后，他成了知名的“假药克星”。

1997年，南方周末写了一篇报道，讲述全国各地18位职业打假人的境遇，文章名字为《个人打假群英会》。

这些打假人被冠以“某地王海”的名号，如同啄木鸟般活跃在各地的商场，寻找假冒伪劣产品。

但啄木鸟捉虫子，首先是为了吃饭，而不是做森林卫士。行走在法律与道德边缘的职业打假人，一不小心就有可能从“屠龙少年”变成“恶龙”。

03

屠龙与恶龙

2000年，如日中天的王海遭遇了滑铁卢。

原因是在打假津成电线电缆时，津成却突然召开新闻发布会，放出了和王海的沟通录音，王海要求对方拿出100万元，就停止调查。

一时间舆论哗然，昔日的打假英雄形象破灭了。人民网甚至发表评论称，王海打假是利益驱动，和正义无关。

而一些职业打假人更是突破了法律的底线。

2002年，臧家平成为第一个被捕入狱的职业打假人。在打假某保健品厂生产的藏汴宝补肾丸时，他声称笔记本电脑中有一篇对保健品厂不利的文章，要求厂家花3.5万元把电脑买下来，而那台电脑的市场价只有7550元。

对方给了钱，也报了警，最终，臧家平以犯敲诈勒索罪被判刑三年。

眼看着昔日的“英雄”一个个“堕落”，关于职业打假人的争论再起。

职业打假人既无行业规则约束，又无明确适用的法律条文，全靠自我道德约束，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滑向敲诈勒索的深渊。

2000年“315”期间，时任中国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助理武高汉说，“从我个人来讲，从中国消费者协会来讲，都更喜欢4年前的王海，不喜欢今天的王海”。

各地政府对职业打假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2004年，上海市高级法人民院明确发文“知假、诱假买假”不适用“退一赔一”。

同年，长沙开福区法院驳回了一位职业打假人退一赔一的要求。理由是《消法》只保护为生活需要而购买商品的消费者，而他们知假买假，属于牟利，不予赔偿。

包括王海在内的许多打假人，逐渐退出了个人买假索赔的行列，开始了公司化运作。

但要做公司，免不了要逐利，这就会抹掉职业打假人的“公义”色彩。有记者曾对王海直言：你现在已经“毁容”了。王海异常认真地回答道：

“我知道，但我们最大的作用就是启蒙，这个作用早已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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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未远

2019年年底，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投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予受理：

不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或者不能证明与被投诉人之间存在消费者权益争议的。

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发布的《对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第5990号建议的答复意见》，在食品和药品之外，将逐步限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

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法律法规不保护职业打假人”的舆论喧嚣尘上。尽管至今尚未有明确结论，但职业打假人要打赢官司，却越来越难。

纪万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这些年来职业打假人所处的环境变化比较大，尤其是法院判决这一块，原来打10个官司能赢8个，现在打10个官司能赢3个就不错了”。

据他介绍，法院判决“职业打假人”败诉的原因大致为“知假打假”、“职业打假人牟利”、“违背诚信原则”等等。

2021年，年仅19岁的陈之强被以涉嫌敲诈勒索罪立案。而发起的800多起诉讼中，只有两三百个商家愿意协商后赔偿，其他的开庭以败诉收场，法庭给出的理由为陈之强的身份为职业打假人，不是消费者，购买动机不纯，不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转战直播电商，也是为了摆脱“职业打假人”的身份困境。从消费者那里收集线索，并拿到授权，替消费者维权，职业打假人便成了消费者的化身，可以名正言顺地从赔偿款抽取部分作为利润。

在打假辛巴、罗永浩时，王海曾提到委托他们的消费者超过两万名，按照索赔部分五五分成来计算，理论上能拿到上千万的营收。

尽管针对“疯狂小杨哥”的打假还没有结果，但王海已经在微博上留下了委托授权的联系方式，并拿到数百名消费者的授权。

作为头部打假人，王海有流量、有关注度，也就有了身份转换的可能性，但不少职业打假人，还在延续知假买假的方式。

2022年4月，职业打假人邵先生在某短视频平台，以4500元购买150份扣碗类熟肉产品，因未标注产品相关信息，遂以该主播出售“三无产品”起诉，法院二审判对方退还4500元货款并给予十倍赔偿，共计约5万元。

赢了官司，却输了舆论，邵某的行为被不少人认为是“赤裸裸地敲诈”。即便是王海和纪万昌，也还要面临“动机不纯”、“蹭流量”等质疑。“打假动机论”就像一个诅咒，始终困扰着职业打假人。

但相对于商家，消费者属于弱势群体，要想维权并不容易，尤其是面对拥有庞大粉丝群体的主播。“假燕窝事件”中，辛巴一开始态度嚣张，扬言要起诉消费者，但在像王海这样有专业知识的职业打假人介入后，扭转了局面。

即便主观上职业打假人是为了牟利，客观上却打击了假冒伪劣产品，最终受益的还是消费者。当然，职业打假人的一切行为应该合乎法律的要求。

1998年12月，王海与张瑞敏、王石等社会名流一道，作为中国改革开放20年的20个代表人物，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专题片。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送他的书上题字：“市场清道夫”。

就像新华网在一篇评论里所言，如果将这群清道夫们加以引导和规制，使之走向规范化、专业化，他们或许能在净化市场方面发挥更大势能。

参考资料

[1]《王海自述：我是刁民》王海

[2]《北方狼 职业打假江湖》刘殿林

[3]《我们真的不需要“职业打假人”了吗？》新华网

[4]《百份判决书揭职业打假人现状：三成胜诉，是否知假买假成焦点》半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