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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降噪NoNoise，作者 | 阡陌
01 价格
「没有足够的收入，生活的希望就被截去了一半。」
这是毛姆在1915年首度出版的小说《人生的枷锁》中写下的句子。107年后，当他的中国粉丝、30岁的舒婷站在满是荒草的工地围墙边，巴望着工地上写满编号的各式工程车，期待找到自己新家大概位置时，这句话，突然就从她脑子里冒了出来。
舒婷很快把它变成了更符合自己当下情况的版本：没有足够的收入，生活的希望就被截去了一半，连房子也要飞走了。
舒婷在2022年2月签下了那份购房合同。那是她看过的第三个楼盘，因为户型好，她一眼就看中了。五环外，总价800万，听售楼处的中介说，房子很抢手，开盘第一天，好楼层就被抢空了。最终，在这个高层住宅小区里，她只买到了2层。
「也不错，比1层强」，她安慰自己，小区开发商是业内头部，绿化应该做得不错，到时候，从家里就能看到窗外郁郁葱葱的绿荫，清晨或者傍晚，阳光透过树叶洒进来，没准，会美得像油画一样。
茨威格说过，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这套房子并不能算舒婷收到的礼物。320万的首付，是掏空了两个家庭六个钱包，再加上跟朋友借了50万，才勉强凑齐。从数学意义上，这套房子的售价是800万（算上贷款利息，接近1000万），但它暗中包含的价格，远不止于此。
比如，自由。
这曾经是舒婷最看重的东西。从清华毕业后，她没有像同专业的大多数人一样，选择公务员、稳定的国企或者金融机构，而是加入了一家 NGO 组织，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拓展眼界和知识。她经常出差，去到一些此前连名字都没听过的山村，与孩子们在一起时，她身心都是自由的，所有的劳动，也是富有价值和意义的。
这样的日子过了5年后，她去了西二旗的大厂。
她对大厂充满好奇。她所在的岗位，与教育有关。以松散的方式工作几年后，她也渴望在高效运转的互联网系统里，得到更好的锤炼。另一个直接的原因则是，她结婚了。当考虑事业和生活的立场不再只是个人喜好和感受，选择的结果，就可能与过去发生偏差。
回头来看，这两次职业选择的底色，都有着相似的自由。想做的事情就努力去做，哪怕失败了，也不用后悔。这是写在东北女孩骨子里的DNA。
不过，签下购房合同的那一刻，舒婷清晰地感受到，有些东西，就此在售楼处的香氛和音乐中，碎掉了。
未来30年里，她要承担每月2.6万的房贷。她和老公都在大厂工作，两人收入加起来，平均每月是税后5万。她清楚，在北京这座城市里，这样的家庭收入，只能算中等。而背上房贷就意味着，在接下来的30年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失业——除非其中一方的收入，出现了质的飞跃。
这是一种弦被拉满的感觉，在房贷清空之前，那只看不见又强有力的手，会一直紧紧捏着那根弦。
弦，在2月末又紧了紧。舒婷看完工地的一周之后，28岁的字节跳动程序员猝死在健身房，留下怀孕2个月的遗孀，这位被坏消息击中的年轻妻子在买房群里发问，如何可以办理退房退款，因为每月两万多的房贷，她靠自己，无力承担。
兔死狐悲的情绪，在那晚将舒婷包围。一位字节跳动员工也匿名感慨，虽然不认识去世的吴同学，"但物伤其类，看到他妻子在心碎时还要考虑钱、孩子等现实问题，我有一种照镜子的感觉。"
02 流水线
我们沿着铁轨奔跑
进入一个个名叫城市的地方
出卖青春
出卖劳动力
卖来卖去
最后发现身上仅剩一声咳嗽
一根没人要的骨头
这是90后富士康诗人许立志生前写下的诗。他在富士康发生13连跳之后的2011年，坐在了流水线上。3年后，他从17楼一跃而下，留下193首关于打工人的诗。
在大厂集中的西二旗，上下班高峰时的地铁口、公司食堂，总涌动着黑压压的人头。所有人都穿着类似的衣服，冬天是膨胀的暗色廓形羽绒服，夏天是各种颜色的T恤衫，加上口罩和工牌，若从他们身边路过，你能留下的印象，除了工牌上的公司名字，大概率就没有其他了。
等坐到被玻璃幕墙包围的工位时，他们又变成了花名和 title，融入繁复的项目中，如同流水线工人一般，机械维护着这套系统的运转。
「大厂」，当越来越多的人习惯用这个词形容头部互联网公司，它们与富士康流水线的相似性，已经跃然纸上。
29岁的康康，并不认为自己比同村那些在富士康工作的女孩强多少。「都是吃青春饭」，她已经有了颈椎病和腱鞘炎，这几乎是公司最高发的职业病，除此之外，就是脂肪肝、高血压和高血糖。它们出现的原因各异，共同点是都与久坐有关。
康康已经很久没去健身了。她现在唯一的娱乐活动，是在微博里写搞笑段子。那是她的另一面，在公司，她鲜少展示。妆后的她酷似漫画里的美少女，但上班时，她也懒得装扮，一件T恤穿3天，是常有的事情。
「流水线上的女孩，不配拥有美丽」，她自嘲道。
有时候，她甚至会觉得自己还不如富士康女工。女工们换工作的机会成本很低，只要技术够熟练，不愁找不到工作。但在互联网公司不一样，每天都有履历更优秀的年轻人加入进来，他们有更灵活的脑子、更能熬夜的身体，随时可能取代掉她。
进入这家公司4年，她在经历周末不得不爬起来去开会，听领导PUA的时候、经历推进项目遇到其他部门不配合，明明是同级，还要舔着脸去说好话的时候，总有「老娘不干了」的冲动。但在找到下一个坑之前，她不敢。
尤其在裁员潮席卷互联网公司的当下。
她加了很多同行的微信群，隔三差五就有人在里面讨论裁员和找工作。焦虑，就像西二旗那些大厂的办公楼灯光一样，不分日夜地点亮着。
对失业的恐惧，有很多是源于房贷。每个月的10号，她都要往房贷银行卡打1.2万。3年前，她在厦门买了房子，首付是父母出的，房贷由她来还。她打算在北京工作几年，将来搬到厦门去定居。这份月薪两万的大厂运营工作，至少能让她顺利供着房子。
只是，康康总觉得自己不是在打拼事业，而是在为房子打工。
想离开又不知去向何方，被迫离开者，则可能陷入窘境，这是「大厂人」的宿命。
37岁的黎明在10年前通过考公，逃离了这种宿命。他从深圳一家互联网大厂离职，顺利考上市属公务员，过着薪水不多、工作繁忙但压力不大的生活。去年，他接到前同事的电话，对方突然被裁，家里供着两套房的房贷，养着两个娃，妻子没有工作，想借几万块钱周转一阵。
他拒绝了。这位前同事有借钱不按期还的历史，他不愿去为这种人担风险。
在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高价值的房子，是外来者的底气所在。这些满怀信心的「大厂」年轻人，在买下房子的那一刻，憧憬着的多是幸福和美的新生活，以及房子增值后带来的身价上涨。
但在很大程度上，这是过去那个互联网欣欣向荣、房地产大跃进的时代所创造的红利「幻影」。有人很幸运，在「幻影」破灭前，完成了从财富、身法到阶层的跃迁，有人直到站在危险边缘，才发现「幻影」已经破灭。
2017年，在华为工作8年、中兴工作6年的程序员欧建新在被中兴劝退后，选择了跳楼。42岁的他，留下四个老人、没有工作的妻子、分别9岁和2岁的孩子、以及没有还完的房贷。没有人知道，这个家庭后来是如何继续生活的，有没有留在深圳。
03 时机
人类的悲欢不是总能相通，同样的路径，也可能通向完全不同的终点。
在买房这件事上，舒婷补上了「时间成本」这门课。大学刚毕业时，班里有同学依靠家里支持，贷款在回龙观买了房，每月房贷6000块，她私下表达了不屑。
8年之后，那套房子的价值接近翻番。随着收入的上涨，每月6000块的房贷，对那位同学而言已经毫无压力。关键是，她免去了「北漂」租房的磨练。
关于时机的重要性，命运总会让年轻人慢慢明白。
比如，同样在互联网公司工作，十年前跟现在，意味着完全不同的境遇。「再干几年，45岁就退休」，舒婷记得，那位师兄说出这番心愿时，满脸云淡风轻。他当时是一家准备上市的互联网公司副总裁，在此之前已经在某头部互联网公司实现了财务自由：美股账户上有近千万美金，北京两套房，无房贷。
舒婷后来总结，这些在财务上取得成功的「大厂」人，具备两个共同点：
首先，他们在对的时机，进入了对的公司，坐上了对的位置，在公司业绩或者上市红利之下，积累了足够多的财富。其次是买了房，并享受了房产增值带来的红利。
但随着互联网行业的风雨飘摇，那些依附于它的光环，也在摇摇欲坠着。33岁的晴子和老公都是互联网「大厂」员工，2020年，趁着疫情房价低点，他们卖掉了传媒大学附近60平米的老房子，在天通苑买了140多平的大户型。
超过140平米，意味着这是非普通住宅，在首付和房贷方面，都要相比普通住宅门槛更高。两人没凑够钱，最后只能申请了60万的消费贷，每月还款2万多，3年还清。
多年积蓄被这套房子掏空之后，全家过上了缩衣节食的日子，婆婆炒股收入不错，主动承担了家里包括孩子在内的所有生活开支。
「我老公每天早上6点半出门，晚上经常加班到十一二点才能回来」，晴子说，老公今年36岁了，赶上这两年大厂动荡，更加没有安全感，总担心哪天自己被裁掉。他们现在在想尽办法攒钱，以备将来万一失业，不至于房贷断供。
他们都享受过「大厂」的风光，不管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比如公司大方派发的股票、丰厚的年终奖，抑或是，亲友聚会聊及工作时，收到的那些羡慕眼神。
在北京这座城市里，互联网是过去十几年里发展最快的、释放红利最多的行业。在上行周期里，乐观的情绪曾经环绕在「大厂」的每一张工位上。年轻人都相信，只要投入更多的时间，付出更多的努力，就能收获更好的回报。
这是一个确定的公式。中间没有太多变数。
如今，数字被打乱了，新的解题逻辑还在建立中。经历过起伏的「大厂」中年人已经在规划撤退方案，比如那位计划45岁退休的互联网高管，比如晴子一家。她想好了，再攒几年钱，等房贷压力再缓缓，就让老公去找份国企的工作，挣钱少，但胜在稳定。
而更新一代的年轻人，已经不再仰视「大厂」了。他们也不再迷信这些成功创业者的鸡汤故事，当变革的大潮汹涌而来，他们更愿意转身，争取那张更庞大稳定的大船的船票，比如，公务员。相比在一线城市奋斗，回老家，成了更被年轻人接受的选择。友好的房价，在其中功不可没。
早来的，财务自由了；晚来的，选择自由了。只有中途上岸的这波「大厂」人，背着房贷，在内卷的游戏里继续战斗。而多数人的努力，是为了有朝一日能「离开」。
徐立志在诗里描写过类似的感受：
我想在凌晨五点的流水线上睡去
我想合上双眼
不再熬夜和加班
此行的终点是大海
我是一条船
他最终化作一叶扁舟，驶向了无边暗夜。
而对于还在「海上」漂泊之人，希望是最明亮的灯塔。从工地回出租房的地铁上，舒婷翻起了家装攻略。她已经开始规划，灯要如何布置？买吸顶灯还是全屋无主灯？客厅要放电视还是投影仪？
她想好了，等待房子交付的这两年，要更加努力地去工作、挣钱、攒钱。实在疲倦或者烦躁的时候，就来工地转一转，用「家」的进展来自我治愈。毕竟，只要人还在，希望总是会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