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韩国房地产下行明显,房价已连跌多月,首尔部分房子价格已跌三至四成,成交量暴跌超七成。
在近期暴跌之前是多年连续暴涨。过去5年,韩国房价整体涨了80%,2020-2021年最大涨幅超过40%,首尔更是超过50%,房价达每平方米15万人民币,仅次于中国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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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同期韩国GDP年增速为2%-3%,2020年则受新冠疫情影响负增长,韩国房价暴涨似乎缺乏经济基本面支撑,细究下去,绕不开风行的全租房(传贳房)制度。
“全租房”制度是韩国的一种租房模式,是房地产租赁市场和金融工具的“结合体”:租客一次性缴纳房价五至八成的押金即可入住,其间只需要付水电、物业费,不用支付租金,等到租期结束后(通常2年),押金会全额退还给租客。
这一模式与传统中国“典房”制度有渊源。所谓“典房”,是租客把一笔典房款付给房主,就能按约定住上十年八载,到期后,典房款一文不少退还租客。在《金瓶梅》中,武大郎来到清河县,潘金莲卖了首饰,凑了十数两银子,典得县门前楼上下两层四间房屋居住。这种房产交易在明代,乃至到了民国,都是市面主流租房模式之一。
在韩国的全租房模式中,房东拿到租客缴纳的巨额租金后,可用于按揭购买新房,按照一套新房首付两成计算,房东或可一次按揭购买两到三套新房。
房价处于上行周期时,“买到即赚到”,房东买到两套新房后,可以采用同样的方式,再从租客手中拿到更多押金,继续用于按揭购房,如同滚雪球般,迅速积累多套房产。
在这个过程中,租客和房东都在加杠杆。租客一次性缴纳如此多租金,往往会采取借贷等方式。过去几年韩国不断降低基本利率,2020年降到了0.5%,这进一步刺激了租客借贷参与“全租房”交易。房东同样受益于房价上涨和低利率政策,将杠杆效应最大化。
正是全租房带来的杠杆效应,导致韩国居民杠杆率激增。截至2021年末,家庭信贷总额达到1862.1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9.9万亿元),两年新增262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39万亿元)。其中住房贷款占到一半以上。
然而,随着韩国房价难以继续上行,全租房模式无法维持循环。为应对美国加息带来的影响,自2021年8月至2023年1月,韩国银行先后9次上调基准利率,基准利率从2021年8月的0.5%上调至2023年1月的3.5%,以低利率为基础而运转的全租房模式受到剧烈冲击。租客难以承受以借贷方式筹集大笔押金的压力,选择不租。全租房市场的退烧,则让背负巨额房贷的房东面临巨大还贷压力,房价快速下跌更会让其面临负资产风险。为了还贷,大量全租房被甩卖,又导致房市供大于求的局面加剧,房价继续下跌,形成恶性循环。
全租房看似是一种金融创新,但这一切建立在低利率、房价上行基础上,一旦两者发生变化,背后的杠杆风险就此爆发。这让我不由得想起国内前些年流行的长租公寓模式。经营者高价从房东那里租来房子,要求租客一次缴纳半年或全年租金,折算到月比月付有所优惠,即“高进低出”。而长租公寓经营者转给房东的租金,则是按月或季度支付,即“长收短付”。
长租公寓经营者通过付款时间差,可以得到一笔沉淀资金,再利用这笔资金去投资,或滚动拿下更多长租公寓。租客短期内无法筹集如此多租金,就需要通过借贷,由此产生了“租金贷”:金融机构替租客支付全年房租,租客向金融机构按月还清租房贷款。结果,由于投资不利,部分长租公寓经营者资金链断裂,无法向房东按时缴纳租金。但房东要收回房子时,租客因已将租金交付长租公寓经营者,不肯走人,双方扯皮不断。
与韩国全租房模式类似,长租公寓模式之所以问题频现,就在于部分经营者将其变成了一种金融模式,是租客与房东(长租公寓经营者)双向加杠杆。但借的总要还,房价不可能永久性走高,高回报对应高风险,当市场形势急转直下,高杠杆就会成为压垮租客与房东(长租公寓经营者)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然,金融机构在其中也难辞其咎。无论是更早期的美国次级抵押贷款,还是这些年国内“租房贷”、经营贷违规流入房市等现象,某些金融机构为了业绩纵容此类所谓“金融创新”盛行,忽视必要的风险控制。结果一旦相关问题爆雷,金融机构同样要背负大量坏账呆账,甚至触发金融危机。因此,对于房地产过度金融化,要有所怵惕。
(作者系自由职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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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