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项技术，中国领先世界；有一项技术，或许足以颠覆未来，这就是量子信息。如今，“墨子号”上天、“祖冲之号”实现量子计算优越性，一系列量子信息技术成果纷至沓来。
在量子信息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彭承志和国盾量子“功不可没”。
彭承志是科学家，他是“墨子号”卫星系统副总师；他也是一位企业家，任科创板上市公司国盾量子董事长；同时他还是一位老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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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重身份间“切换”的彭承志，当初为何选择研究量子信息技术？他的回答是：“选择时尽可能选个难的，对平凡的我们来说，捷径往往就是歧途。”
选定了一个“难的”，彭承志33岁创办公司，44岁带领公司到科创板“敲锣”。不过，看似一帆风顺的创业生涯背后也有很多故事。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时，彭承志讲述了他所面对的困难与挑战，以及他对资本市场、科创板的一些看法。
选择科研：捷径往往就是歧途
在科创板上市后，国盾量子被称为“量子科技第一股”，其技术起源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的量子信息研究团队。
2022年6月23日上午，《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来到位于合肥高新区的国盾量子总部时，彭承志已在办公室相候。他给记者的第一印象，或许是科学家与教师属性强于企业家属性，彭承志并没有“老板架子”，颇为平易近人。
“年少得志”的彭承志1993年17岁时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科大)近代物理系。不过，在大学里，彭承志一时仿佛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在老家衡阳，他在当地学生中出类拔萃，但在中科大，高手云集，擅长实验而非考场的彭承志觉得自己并不出众。在惆怅中完成本科学业后，1998年，他决定南下深圳工作。当时，他所从事的就是单片微型计算机(MCU)等物联网设备的研发。这也是2021年“缺芯潮”中最火热的品种。
在深圳工作的一年多时光不仅让彭承志找回了自信，也找到了他的方向，“做着做着就觉得这个工作自己很容易胜任，但是没有挑战性的也不是自己想要的。后来想一想，觉得这么(下去)没意思，所以还是回中科大读研。”
不愿意做简单的事，寻求挑战性，是彭承志想要的，“尽可能选个难的”——去做科研，去挑战人类知识的边疆。
到了中科大，彭承志如何与量子信息结缘了呢？
1999年，彭承志开始读研，这个时间点正好赶上量子信息技术发展的黄金时期。“2000年左右，国外量子信息的发展，开始从理论进入实验领域。”
真正与量子信息结缘，还得从他的博士生导师潘建伟说起。潘建伟1996年从中科大硕士毕业，远赴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量子信息领域的开拓者塞林格。
在奥地利，潘建伟与塞林格有过一段经典对话。第一次见面，塞林格教授问道：“你的梦想是什么？”潘建伟脱口而出：“我想在中国建一个世界一流的量子物理实验室。”
潘建伟确实是这样做的。1997年，一篇名为《实验量子隐形传态》的研究论文在《自然》杂志发表，该成果被公认为量子信息实验领域的开山之作。潘建伟正是论文的第二作者，论文实验数据的测量和处理主要由其完成。
随着国外量子信息理论研究火热，国内也逐渐重视起来。1998年6月，张永德教授、郭光灿教授牵头发起我国第一次关于量子信息的香山会议。
2001年，潘建伟带着他的梦想回国筹建量子实验室，机缘巧合下，彭承志成为第一批跟随潘建伟筹建实验室的博士生。
当说到需要通过太空实现长距离传输时，外界往往认为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彭承志问潘建伟：“这个事，实现了是不是挺牛的？”潘建伟想了想，很肯定地回答：“肯定牛，是世界上最牛的，至少是之一。”
带着这样的信念，彭承志和其他团队成员在合肥大蜀山山顶开始了第一个实验，于2005年实现了13公里的量子纠缠分发。这个传输距离超过大气层的等效厚度，从而证实了远距离自由空间量子通信的可行性。
2006年，中科大团队率先实现100公里诱骗态量子密钥分发实验，从此打开了
转化成果：以科研促产业发展
在中国量子研究刚刚起步的同时，发达国家已有学者、企业开始探索量子保密通信技术的实际应用。2005年、2006年，美国和欧洲分别推出了军民两用量子密码系统和量子密钥分配系统。
如何让事关国家主权信息安全和未来科技竞争的量子通信技术能更快地投入实用？如何让科研带动产业，以产业促进科研？这是团队面前的又一个关键问题。
2009年5月，在国家鼓励“科技成果转化”的号召下，国盾量子前身安徽量子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量子有限)正式成立。
起初，国盾的创业团队只有十几个人，包括时任中科大教授的潘建伟及其学生彭承志、赵勇，以及刚从中科大物理系毕业的几位学生。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留学人员创业园”内的一间小小办公室里，诞生了国内第一家量子技术产业化公司，从此开启中国探索量子科技产业化的道路。
经学校(中科大)同意，自2009年起，彭承志兼职担任了量子有限董事长，从事量子信息科研成果转化工作。
彭承志的经历是否有助于其从事科研成果转化工作呢？“可以这么说，每个人的经历决定了他的视野。”彭承志回答道，在深圳的一年多时间，是他第一次走出象牙塔，进入商业社会。
“(在深圳)第一次接触到工业界，第一次接触到商业逻辑。即所有的研发、制造、创新，都是为了盈利而生的。为了满足客户需求，它并不仅仅追求为了创新而创新，不(盲目)追求更好的技术，而是在已知的技术中追求更好、更便宜的，以及更有效地满足客户需求的技术。”彭承志进一步补充。
左手科研，右手产业。彼时的彭承志，一边负责企业事务，一边还得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墨子号”的研发任务。
回顾“墨子号”研发过程，彭承志讲述道：“本身技术就很难，同时也是从基础科学跨界到工程领域，相当于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此外，科研人员和工程人员之间也存在误解。科研人员觉得搞工程没有一点创新性，就是重复实验；而搞工程的又觉得科研人员靠一个点子混日子。”因此，如何融合两种文化也是一个难题。
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墨子号”上天两年后，彭承志在社交平台发文总结了三条：1.选择时尽可能选个难的，对平凡的我们来说，捷径往往就是歧途；2.坚持就是胜利；3.科研圈女性比例太低了，需要对女生更友好些。
从0到1:科创板给与大激励
说起国盾量子，资本市场最为深刻的印象之一，或许是上市首日的10倍涨幅。而在科研圈，国盾量子成功IPO，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科研人员会思考，他彭承志平时也是跟我们一起开会的嘛，突然就身家过亿，凭啥我们不行呢？国盾量子登陆科创板，也激起了科研人员的创业热潮。
目前国际环境纷繁复杂，国内先进产业发展也遇到种种阻挠。
“目前面向市场的创新主体，不在高校，不在科研院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高校、科研院所的水平不行。人类知识的边疆还是在高校和科学院，技术能力和原理这些，科研人员看得很清楚，做得更强。但是他们不会去考虑将科技成果转化。”
彭承志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分析：“科技成果转化，科研人员不投入精力的话是做不好的，但投入精力去做的时候，面临的是什么？这需要分散科研的精力，在科研方面投入精力，收益是看得见的，就像是定期收益。但做企业不一样，科研人员投进去的精力，(能有多少)收益完全不确定，有可能完全归零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科创板的设立，在资本市场打造出一个未来科技成果转化持续输出的平台。科创板也有效地召唤了许许多多科研人员去创新、创业。比如科创板设立、国盾量子上市之后，有多少科大系企业创立，光量子领域就诞生了一大批企业”。
“科创板的设立，以及像国盾量子上科创板，对体系内科研人员触动是非常大的。这也是科创板带来的真正意义。”彭承志强调。资本市场的表现，激励了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进行科技成果转化，从而推动科学技术发展。
在攀登科技高峰的道路上，彭承志和他的团队别无选择，如若不选择最难的，又将如何领先世界？而他和他的团队，在科研、科研产业化的道路上，也离不开科创板的支持。
“个人只是时代的映射，个人成长、公司成长、行业成长是融在一起的。科创板给了我们这种‘从0到1’行业企业一个机会。”彭承志说。
具体而言，“量子科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沿领域，因此国盾量子的研发投入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资本市场的支持让公司可以进一步加强关键技术布局，实现了量子保密通信核心器件的自主可控，并加大了量子安全在移动通信、电力、金融等领域的研发和应用推广。”
此外，“在资本市场的关注下，国盾量子和量子信息产业的知名度获得了极大提升，为公司和行业进一步拓展市场、寻找合作伙伴提供了助力，促进了量子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现代ICT技术的广泛融合。”
在公司治理方面，科创板也对国盾量子助力良多。彭承志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介绍：“上市后的国盾量子作为一家公众公司，不断完善治理结构、努力开拓市场，保障全体股东权益，形成科学有效的职责分工和制衡机制。在充分保障股东利益的前提下，公司按照收益与贡献匹配的原则，通过股权激励等实现核心团队长效激励，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保证公司的长远发展。”
走向实用：安全就是价值所在
网上常有人调侃：“遇事不决，量子力学。”量子信息是什么？它与量子力学有何关联？未来有哪些应用方向？
量子信息是一个量子力学与信息科技交叉学科。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量子调控技术飞速发展，量子信息具体应用分为三部分——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测量。该领域的迅猛发展也标志着第二次量子革命兴起。
目前，量子信息行业发展最成熟的当属量子通信。推向市场的产品中，主要是量子密钥分发。彭承志解释：“量子密钥分发，送的是‘密码本’，而不是做信息传输。与经典通信不同，使用传统的通信方式去传递密码，都有可能被窃听。而使用量子方式是不可能被窃听的。”
事实上，随着超算、量子计算机的发展，传统密码的“公钥”可能会被突破。国盾量子项目总监周雷表示：“数学家已经设计出一些量子计算的算法，专门用于破解公钥。虽然现在还没有这么强大的量子计算机，但万一强大的量子计算机诞生，现行的公钥体系便存在风险。”即使在超强算力出现前，也有“现在存储，未来破解”信息的风险。
而采用量子密钥分发技术保护的信息传输是非常安全的，甚至是原理上“无条件安全”。如果说量子计算机是破解“公钥”密码的“最强之矛”，那么量子密钥分发便是守护通信安全的“最强之盾”，即使拿“最强之矛”，也无法破解“最强之盾”。
这便是量子通信的价值——安全。
国盾量子已开始利用量子通信“安全”价值，寻求把量子通信技术与信息安全技术结合起来。“我们必须聚焦于将量子通信技术与信息安全技术的结合，提供这样的技术，去满足客户的需求，满足市场需求。”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国盾量子看到了诸如使用量子技术的电子印章、讯飞安全本、量子安全超级SIM卡等产品。
量子信息另一个为人关注的方向是量子计算。在量子计算领域，“量子霸权”这一概念尤为重要。2019年，谷歌宣布使用量子计算原型机“悬铃木”实现“量子霸权”，即对某个问题，量子计算机超过最强的经典计算机。
后来，“量子霸权”又被业界换了一个温和的名字——“量子优越性”。国内在超导计算机领域实现“量子优越性”的当属“祖冲之二号”，其实现了对“量子随机线路取样”任务的快速求解，求解速度比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00万倍以上，计算复杂度比谷歌公开报道的53比特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悬铃木”提高了6个数量级。
“祖冲之二号”由中科大潘建伟、朱晓波、彭承志等组成的研究团队与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合作打造。国盾量子则是联合研究团队中唯一的企业参与主体。在“祖冲之二号”量子计算优越性实验中，国盾量子在室温电子学系统搭建和维护方面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支持，包括公司董事长彭承志在内的多位研发人员是相关研究论文的署名作者。
彭承志表示：“服务国家市场需求是我们的底色。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服务了‘祖冲之二号’，给学校(中科大)那边解决一些问题，同时给市场提供量子计算机的相关仪器产品。”
虽然在研发上取得进展，但在经历上市之初的“红火”后，如今量子信息技术在资本市场并不热。
不过彭承志认为：“现在量子通信确实不是热门概念。这是好事情，只有量子不再神秘，才说明技术真的走向千家万户。另一方面，目前国盾量子也是量子计算行业的领军企业，这是基于我们在量子信息研究和产业化的积累，以量子计算产品和技术服务于各高校和科研企业。”
科学家、董事长、教授三重身份“切换”，科研、产业兼顾，在职业生涯的抉择上，彭承志“选个难的”。如今，在让量子技术走向千家万户的征途中，彭承志还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