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海淀区一家初创期的高新技术企业技术部经理,王涛提到,公司已经享受到期出台的一些缓缴职工养老金和住房公积金、退税以及高新技术企业层面的优惠政策,对公司的资金周转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在国务院“稳经济33条”之后,日,北京也发布稳经济45条措施,从助企纾困,到保供应链、促消费等方面一应俱全。结合此前北京层面以及各区层面的政策助力,北京稳经济“大礼包”越发完善,惠及层面也越来越广。

政策末端,不少企业已经切实地享受到了政策的优惠。不过,房租减免如何更解渴、人员物资流动如何更畅通,以及企业自救如何更高效等声音同样值得聆听。

压力 水、电、房租里的“经济账”

餐饮业可能是本轮疫情中北京受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梁夏(化名)是某连锁餐饮店铺的店长,按照疫情防控的规定,端午节期间,该店铺所在的商场内所有餐饮店依然禁止堂食。根据最新的疫情防控措施,6月6日起,除丰台区全域及昌区部分区域外,北京市其他地区餐饮经营单位将开放堂食服务。

但暂停堂食仍旧给梁夏所在的店铺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为了弥补线下的损失,该店营业主要靠外卖、商场特定地区的“摆摊”以及直播带货。据悉,禁止堂食之前,该店节假日每天的营业额能达到3万元左右,工作日的营业额也能达到2万元左右。但暂停堂食期间,节假日该店每天营业额也就7000-8000元,工作日的营业额只有4000元左右。

在北京商报记者走访的多家企业中,房租成了不少人点名提到的压力来源之一。对于期密集出台的优惠政策,梁夏表示,整体是否惠及还要由公司总部了解,她知道的并不多,但在减免租金这一领域,“主要是针对所租房产归属于公家的企业,对于私营的商场,在租金上并未有所减免”。据梁夏介绍,她所在的店铺每个月的租金是10万元。

同样对房租压力感同身受的,还有朝阳区星环影城主管刘婷(化名),不同的是,该影院已经接到复工通知,并于5月30日复工。当晚,该影城开设两场电影,但观众总计只有十余人。

刘婷介绍,疫情三年来,店里的客流量总体上少了大概三分之一左右。“一方面是因为大家对疫情有所忌惮,不敢前往聚集场所;另一方面,可能因为地处老旧小区,拆迁重建等让老客户也减少了。”刘婷表示,目前整体上来说经济压力仍较大,主要是水电费和房租方面,希望有相关的政策能够帮助这个行业减轻这方面的压力。

《北京市统筹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增长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也提出,2022年对承租京内各类国有房屋的在京注册或在京纳税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3个月房屋租金,其中对承租朝阳、海淀、丰台、房山、通州、大兴等被列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区国有房屋的,减免6个月房屋租金等。

针对水电等问题,《方案》也提及,对受疫情影响未能及时缴费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用水、用电、用气“欠费不停供”,缓缴期限至2022年底,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不过承租非国有房屋的企业也有自己的烦恼,比如繁琐的过程和较长的周期,仍令企业有些摸不着头脑。齐鸿(化名)在朝阳区经营着一家健身工作室,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齐鸿也提到,“减免房租一方面是主要针对公家房产、国企之类;另一方面,申请房租减免需要交发票,我们这种开在小区内的小公司,房东哪里有发票,减不减房租全看房东人好不好”。

齐鸿也提到,“国家出了政策说可以申请,但是落实的过程中,总有各种问题,如提交申请后哪些企业最终可以拿到补贴,提交的申请什么时候有回应都是个问题”。

除了水电房租等问题,昌区和器石烹烤肉店内负责人李旷(化名)也向北京商报记者提到了社保的问题。据他介绍,三年的疫情对店内经营影响较小,但是最一个月暂停堂食带来的影响较大,该店已暂停所有员工的店内工作,按照最低生活保障发放工资。“目前最大的问题主要就是水电费,还有员工的社保问题。”

针对社保问题,政策层面已经有过多次回应。例如北京此次的《方案》就曾明确,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应缓尽缓”。《方案》明确困难企业申请条件,扩大享受范围,以自愿申请、书面承诺等方式简化办理程序,养老、失业、工伤保险费缓缴期限至2022年底,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保供 打通供应链的“最后一公里”

防疫和稳经济之间的衡,不只在各种资金的优惠,更在于整个链条的畅通,这种链条关系到人,也关系到物。“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人员的全国自由流通受限,无法加大市场开发力度。”对于目前企业的困境,王涛如此说道。

据悉,王涛所在的公司主要为全国各重工企业环保达标排放提供技术服务。疫情前公司的年营业额最高达2亿元左右,而疫情这三年每年营业额均下降到了5000万元左右。

为配合疫情防控,不少地区出台了相关的防疫政策,尤其是疫情较为严重的区域,限制人员流动成为常态,而频繁的核酸检测以及隔离措施等,也降低了人员流动的效率。为此,此次北京的稳经济45条措施中,“着力打通关键堵点,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部分,首要的一条便是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积极稳妥有序推进复工复产。

具体而言,包括分场景分类别及时更新、动态调整疫情防控指引,市区联动及时解决已复工复产企业因疫情防控产生的到岗用工、配套企业复工复产、物流运输、入境返京等实际困难。

而在货运畅通方面,北京也提及,严格落实货运车辆司乘人员“白名单”制度和“即采即走即追”闭环管理模式,对通信行程卡绿色带*号实施精准赋码。加大全国统一制式通行证发放力度,对保障民生物资、生产物资运输的企业应发尽发等。

此前,物流的堵塞让个别城市出现了民生物资短缺的现状,更进一步证实物流畅通的重要。而在民生领域,物流的畅通又往往与快递息息相关,疫情防控的背景之下,打通供应链的“最后一公里”,快递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在这一层面,也出现了多方互助的情况。

北京商报记者通过多方走访发现,目前大部分快递网点都在正常营运,但与往常不同的是,他们的工作地点从室内的仓库、门店,变成了路边或者室外的社区公共活动区域。

“我们现在这块地是与社区联动,他们保证了场地,也给予了一些政策,而我们则一定要保证这一片基础物资供给的流畅,你看,地上这些包裹,大部分都是米面粮油。”某物流企业北京某网点负责人在社区外一块空地的帐篷里向北京商报记者介绍道。

而在防疫背景之下,如何将快件商品及时送达消费者手中同样备受关注。“我们紧急在封控区外设立临时站点,用短程接驳的方式将居民订单以路区为最小单位,配送至封控社区,再由我们的快递员送货上门。除配送物资外,我们的快递员还兼具志愿者身份,为社区居民提供核酸检测登记、秩序维护、运送生活垃圾等志愿服务。”上述负责人继续向北京商报记者介绍说,“单是我们站点,就有4名快递员常驻社区作志愿者。”

自救 “移动的”摊位与企业的转型

疫情是一场大考,困境人人都会面临,政策上的扶持只是辅助,企业的生存更要靠灵活的经营方式。转型线上是防疫三年来,大多数企业能想到的一大方法。李旷向北京商报记者说道,“疫情防控要求暂停堂食,所以这一个月我们开通了外卖服务,每天在店内做饭,然后等外卖小哥来配送。而且我们每天都开门,老客户知道门店有人,就能够上门打包带回家食用”。

不过李旷也提到了餐饮业的一个关键问题——食材的处理。李旷表示,从事餐饮行业,食材问题带来的压力也不小。“买来的各种食材不能做好了销售出去,放久了也不新鲜,没有人买的话就只能看着食材变质然后丢掉。”

除了转型线上,线下也仍有可以变通的方法。就像梁夏所在的店铺,便在线下摆起了“小摊”。据悉,梁夏所在的商场专门辟出了一块地方,让商户们进行“摆摊”,从而提高营收,餐饮店员工们各摆一张小桌子摆上包装好的食品,供前来逛商场的消费者挑选。

“我们的摊位每日营业额大概在2000元左右,相较于即食的甜品饮料摊,外摆营业额不算高。”梁夏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此外,维护老顾客外卖群、自家账号+网红主播带货、发优惠券都是他们努力维持运营的方式。

目前,无论是餐饮业还是销售业,都瞧准了用活动吸引顾客的方法。北京商报记者走访三里屯、王府井等商圈发现,目前许多店里都有明显的活动标识,标明了折扣力度,大部分为潮牌、快时尚品牌和运动品牌;有的茶饮店虽然只能线上点单,不能堂食,但店门口有一个标志牌,提醒顾客扫码领取优惠券后再进行点单,扫码后可以获得包括5元无门槛代金券在内的三张优惠券。

当然,也有企业瞄准机会,对整个经营方向做出了一定的调整。齐鸿纵横健身行业十多年,在他的印象里,没有哪一次冲击比疫情对健身行业影响更大。“健身房每个月的租金和器材维护整体成本非常高,一旦受疫情影响,随便一个月都可能拖垮一家小的健身房。”齐鸿说,疫情以来,市民尽量避免聚集,健身房也越来越不好做了,大批大批的健身房开始关停。

2020年,齐鸿将自己经营的大规模健身房改为健身工作室,主攻一对一的私教,店内每个课时段学员基本控制在2-3人。除了线下锻炼,该工作室也提供私教线上一对一视频指导。据悉,在疫情防控上,该店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控制同一课时段人数,以及在会员锻炼前后都对器材进行消毒。

齐鸿也提到,健身房向健身工作室的转变并不单是疫情导致的,而是行业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疫情只是加快转变的一个契机。齐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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